第三类又不同了,前面提到了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但到目前为止他最有影响的还是原来写的《文明冲突论》。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文明冲突论》发表的时候,当时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听他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的文章发表以后,给他打电话的第一个人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向他表示祝贺,说教授,你发表了一篇非常棒的战略论文。当时在大洋彼岸,我们的领导人江泽民也作了批示,大致意思就是对亨廷顿要警惕、要研究。为什么一个教授,一个学者的东西会引起政治家们这么关注呢?带着这个问题,我通过一位朋友的推荐,见了亨廷顿博士。我问他的问题很简单,就是《文明冲突论》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确实让我想了很长时间。他说,按照我的《文明冲突论》,你们中国人所担心的很多事情其实大可不必,但同样按照我的《文明冲突论》,你们没有察觉的一些地方将来可能出大麻烦?我觉得很吃惊,请他做一些说明。他说了这么几个主要观点:第一,他说你要理解什么是《文明冲突论》,就是三大文明影响世界格局,具体说就是基督教的欧美,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还有儒教的中国。这三种文明或者三大文明圈决定、制约、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文明冲突实际上是三大文明圈的较量。他说世界上不管有多少种亚文明、次一级的文明,这三种文明是根系最庞大、最有影响的,未来它们的关系决定着人类的未来。第二,在他看来,在《文明冲突论》这个分析框架中间,对于西方、对于美国人来说,最主要的威胁是穆斯林的势力,是那些弧带上的挑战者。在他看来,这是美国人当前最主要的挑战,如不把他们收拾了,美国的前景堪忧,美国未来霸权地位不保。布什最近有一个政治讲话,明确提出伊斯兰的极端势力是美国人的主要敌人。实际上是把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建议应用了、采纳了。第三,在亨廷顿看来,中国人包括俄罗斯人,美国人跟你们之间不是主要敌人,我们应该共同联手去对付那些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那些国家,那些势力,那些基地。我们充其量是未来可能的潜在对手。中国、俄罗斯最多是美国未来的挑战者,何去何从主要取决于我们双边如何去把握它。如果中俄把与美国的关系当成对抗关系,朝这个方向去推动,去设计,就可能真的成敌人,如果把双方看成战略伙伴去对话,去运作,去合作,也可能将来就不会打仗,就会成为某种战略伙伴,甚至朋友。他认为,朝鲜半岛的核扩散问题,台湾海峡出现的台独造成的战争问题,东南亚一带的海上海权问题等都是现在所能看到的表面上的问题,如果中国保持这样一个崛起的势头,保持强大,这些东西都会成为儒教文明圈的辐射范围,都是中国的天下。在那本书中,他用了中国孙子兵法的一句名言来说明他这个问题,叫做不战而驱人之兵。他认为这个地区由于中国的影响力在扩大,由于中国是儒教文明的发祥地,由于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将来你说的麻烦,什么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东南亚一代的问题都会不费一枪一弹化解,或者矛盾化大为小,化小为无。
亨廷顿推论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西部火星多,而恰恰这个地区你没有防范,你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你的经济水平发展比较差,文化、科技、教育、文艺等各方面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区域。你的投资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它的整个进程是落后的。越是落后的,将来就越有可乘之机,就越会让外部这样一些势力得手。这就是他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我想了很长时间,又看了很多材料,我发现这个教授,一方面他确实高人一筹,看到了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发现他又很阴险,或者说他这个战略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他内心所想的,实际上是要防范这两种非西方文明,就是防范伊斯教和儒家联手去对抗他这种主导性的基督教文明。他的很多建议,充分证明了他这样一个特有的居心不良。比如说他提到要阻止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结盟,在军事上防止他们联手。我记得他报告中特别提到,要防止中国和巴基斯坦搞导弹合作,防止中国和伊朗展开重工业,特别是核重工业的合作,要防止中国和当时的萨达姆、和当时利比亚一些可疑的军事交流。他提出,发现了一定要切断。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最危险的。
他还提到了要注意日本的摇摆不定。他看到的和别人不同。他说日本实际上是一个文明分界线的国家,历史上日本是受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的影响,它的汉字都是从中国来的,进入近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它逐渐加强了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联系,成为美国战场上的一部分。在中国没崛起的情况下,日本会毫不犹豫的跟西方拴在一起,但如果中国崛起了,日本人会回头一看,哎呀,中国强大了,中国的机会这么多,中国的信息市场这么大,我们得重新选择。这十多年来中国的崛起过程,也是日本在徘徊、犹豫、重新选择的过程。而在亨廷顿看来,要防止和注意日本这种情绪,注意日本文化、文明的这种敏感性,要防止他们的老百姓。所以,建议要强化日本的安保条约,强化日本西方一员的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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