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种需求比较而言是更加新的、更加不熟悉的,但是会越来越严峻的。一种就是主权需求。主权需求包括这么几个内容。首先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主权纠纷。尤其是要使台湾逐步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而不是远离祖国。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在我看来,未来战略机遇期10年、20年,要么咱们不打仗,还有20年好日子,要打仗按照我的评估,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点,就在台湾海峡,就是台独势力越过红线,逼得不得不战。要防范台独势力越过红线,一个很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你要有远距离的投放力量,你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新时期从现在开始国防军事和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尽管这些年海空也有加强,尽管配备了一些杀手锏,但是非常不够。经济学有一个很著名的对子,叫做大炮与黄油不可兼得,这个矛盾在新时期越来越突出了。如果你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人民生活改善,用于公务员的工资提高,用于建设,你用于锻造杀手锏的,用于航天器、用于航母的就会相对下降,反过来向这方面投入多了,那方面就不够。现在我们离建立起强大的远距离投放力量,使得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能够承担使命,能够去防范各种突如其来的危急事件,能够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海空军、国防力量,还有漫长的距离。我们要教育公众,使公众有一种安全的意识,有一种忧患感。关心大局,服从服务大局。
还有一种新的需求即第三种需求,是刚刚出现的,叫责任需求。它要求的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世界有更大的投入,产生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走上世界了,你不能说没有相应的责任、义务,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责任需求包括增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贡献,这个贡献既是钱、物,也包括其他方面,包括制度设计、倡议等。我们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国,但说实话,含金量有限。日本人就老拿会费的事情说事,说中国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嘛,你为什么才拿2%那么少的会费啊?德国不是常任理事国,拿了9%,日本也是非常任理事国,还拿了18%,美国人是老大,拿了四分之一。这不光是钱的问题,有时候你投入不够,影响力真是跟不上去。现在联合国18个大的系统,去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是主官,去年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是一个突破,就是主要国际组织中有一个中国人。但有很多涉及安全、主权、和平,涉及全球政治的一些机构,都没有中国人当主要代表。
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讨论,当时他们就介绍,按照我们现在的份额,实际上应该有12到15个规则由我们制定,但现在连一个都提供不了。这中间有的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语言等各方面有制约,有的可能还受到我们观念的影响。这里面还有人提到要防止台湾这个秤砣来约束中国。有一次我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喝咖啡的时候,咱们一位大使跟我说,王教授,你不要以为我们有多神气,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大国使节那么神气,替人类做很多事情。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脖子上面挂了很多秤砣,最大的秤砣是台湾问题,还有一些小秤砣,什么法轮功、人权。每天你就疲于奔命来应付这些事情,根本甩不开手脚去为人类做什么事情。提到的公海、极地、外太空,这都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关系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些问题上面,在定规则、决策的时候,中国人多半不是很活跃,多半都不是一个主导的、主体的、主要的操办者。这是心有余力不足,不是中国不想为世界做贡献,而是受了太多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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