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学习贯彻“两会”精神（2）

第四，我们来看国际收支平衡状况。近年来，只有少数几年是逆差，而且逆差的数量都不大，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其他多数的年份我们都是顺差，而且顺差的数量是越来越大。比如说1997年、1998年的顺差最多是400多亿美元，到了2005年我们一下就出现了1017亿美元的顺差。这样高的外贸顺差引起了不少的问题，比如说引起国际摩擦。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对外贸政策提出来一个新的描述，叫做“实现对外贸易的基本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有顺差，但是别太多了，要保持进口和出口差不多。可是执行一年的实际结果是什么？2006年外贸顺差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770多亿美元，一下子增长了70%，外贸有顺差肯定说明你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好的，但我们现在是什么呢？好得有点过头了。好都好出问题来了。但不管它什么问题吧，毕竟是有顺差比没有顺差好，有顺差比出现逆差好。

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的经济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有人说，这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一段时期，我基本同意这样一个看法。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结束那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评价当前的经济状况，大意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去想我们的经济工作做得多么好，我们要永远存在忧患意识，要认真去分析我们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

我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

经济存在的问题分长期的问题和短期的问题。如果总结一下短期问题的话，应该说现在的问题是四个：一是投资增长太快了；二是货币供给的增长太快了；三是我们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太多了；四是我们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得太快了。我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它们都表现在哪儿。

先看这个投资增长过快。为什么我们说投资增长过快？说它过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比较。我们可以划三条线，红线代表GDP，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速度；白线代表消费的增长速度；黄线代表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家可以看，在2000年甚至2001年的时候，这三条线的差距不是很大，还基本协调。为什么2003年出现问题了呢？那一年的经济增长只有10%，消费增长只有9%，而投资的增长是27%还要多。这就是所谓的过热，投资增长太快了。那么从2003年起，我们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目的是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加快消费需求的增加，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这三个目标，我们都实现了。第一个目的，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根红线是很稳定的，都在10%以上，而且还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第二个目的，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个目的我们也实现了，从原来的不足10%到增长13%。第三个目的，控制过快的投资增长，我们也实现了，从2003年的27%降到2004年的26%，2005年的25%，一直到2006年的24%。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来比较2006年的话，依然是投资增长太快，经济增长10.7%，投资增长24%，是经济增长的两倍还要多。消费增长13.7%，远远低于投资增长十个百分点。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绩，效果是显著的；另一方面还说明问题依然存在，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把投资和消费以及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差距进一步缩小。

在投资方面，我给大家看这个线，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一条线叫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每年GDP的产出有多少用于投资了，或者用经济学术语不严格地讲这就是投资率。投资率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一个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到底我们的投资率该多高合适，这个不仅在市场经济的时候让我们头疼，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也让我们头疼。

中国社科院有两个大牌的经济学家，一个叫刘国光，一个叫董辅。董辅已经去世了，刘国光还健在。他们两个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投资率应该是多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大概应该在25%―30%之间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每年我们的总产出大概拿出1/4―1/3的量去投资是合适的，剩下2/3、3/4的部分应该是消费。但实际情况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最高的时候，投资率最高超过50%，最低的时候只有16%，波动是相当厉害的。那么，超过50%是什么时候呢？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时候。那个时候说要十五年超英赶美，就是拼命去投资，各地搞什么小高炉，遍地开花，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低的16%是什么时候呢？是1960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中国饿死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投资率只有16%。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时候，不仅总体的投资率是偏高的，而且波动是相当厉害的。

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国家计委在制定“八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来我们的投资率设定在30%，因为那个时候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比较多的投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没有一年投资率是低于30%，都是在30%以上，而且多数年份是接近40%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就存在这个投资率偏高的问题。到了上个世纪末，当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后，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我们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导向的政策，它强调的是投资，政府发债券、国债，拿来钱政府去投资。这种投资导向政策使得我们的投资率明显地快速上升，去年就已经是52%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简单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有一半多是投资去了。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就是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消费和经济增长速度的话，那么今年这个比例就可能达到55%，再过两年就超过60%。这样的话，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是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且会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货币供给增长得太快。经济学里有一个原理，就是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应该怎么样来决定？那就要看货币是干嘛用的。马克思讲过货币有五个职能，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货币维持社会商品进行交换的职能。举个例子，假设社会一年就生产一个茶杯，这个茶杯的价值是十块钱，那么银行只要发行十块钱就够这个茶杯的交换使用了。如果第二年生产出两个茶杯，增长了百分之百，那得发行多少货币呢？就得20块钱，才能够满足这两个茶杯的交换使用。第二种假设是什么呢？如果第一年这个茶杯是十块钱，第二年这个茶杯变成15块钱一个了，那得发行多少货币？就得发行15块才能满足这个茶杯交换的需要。所以说，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应该等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加上价格上涨的幅度。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当然，在经济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货币供给增长速度应该是个大于号，它得多点，才能保持这个经济上涨。但是不能“多”的太多，如果“多”的很多，货币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物价上涨的差距就是比较大的。长期来看，只有2004年差距小，其他年份差距都比较大。通过这个数字可以说明，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多了。

再看一个GDP需要多少个货币去支持。2000年我们一个人民币的增加产出需要一块三毛六的货币去支持，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人民币产出的增加需要一块六毛五去支持了。这就说明货币多了，原来一块三毛五就够了，现在要一块六毛五。通过这两个数，我想简单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货币多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外贸顺差的问题。刚才我讲过，改革开放快30年了，只有少数的那么四、五年是逆差，其他的20多年都是顺差，而且顺差的数量越来越大。外贸顺差上升得这么快，外汇储备增加得这么快，对于国内和国外来说，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外贸顺差太多，外汇储备太多，说明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内需不足。比如说我们去年取得了1700亿美元的顺差，1700亿要是乘8的话，那就是一万多亿了人民币，一万多亿人民币是多少商品啊？这些商品中国人自己消费不了，要拿出去给人家消费。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内需是不足的。过多的外贸会增加我们经济运行的风险，就是所谓外贸依存度的问题。外贸依存度太高的话，经济运行风险会增加，如果国际市场发生一些风吹草动，会对国内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广东人对这个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广东外贸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全国40%的外贸是在广东，广东吃的大米、烧的煤、液化石油气，相当程度上是进口的。所以广东就担忧，如果国际环境发生大的变化的话，广东首当其冲受影响。这是对内的不好影响。

对外的影响有国际贸易摩擦等。人民币一升值，我们那些外汇储备跟着就贬值。还有，你的外贸顺差太大了，人家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虽然去年外贸顺差只有一千多亿美元，但是外贸顺差太集中了。我们和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人算是2000多亿，我们算是一千来亿。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刘遵义来了一个折中的算法，说是一千七、八百亿。咱们就取这个香港教授的说法，和美国是1700、1800亿的顺差，和欧洲的顺差也是一千大几百亿。我们和日本有点逆差，和台湾的逆差比较大，和周边的国家有点逆差。最后平衡下来，我们是1000多亿的顺差。当我们的顺差过多集中于美国、欧洲这样大的经济地区的时候，它会要求你干嘛呢？它不是简单限制你的出口，而是要求人民币升值，从根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双刃剑，它有有利的方面。比如说诸位出国旅游，那就是神气一点了，人民币值钱了吗？但是另一方面，它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考虑的就是它可能增加失业。出口受阻的话，国内生产就要受到影响，会出现比较多的失业，这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

第四个问题，就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我们看2006年北京的房屋价格上涨高于全国水平，达到8.7%。多数的城市上涨幅度都是比较明显的，最高的是深圳，上涨了14.4%，唯独上海降了两个多百分点。那是因为陈良宇的事情出来以后，他们把上海房价抬得过高，多少有点回落。房屋价格的上涨已经给人民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诸位注意了没有，就是温家宝总理在人大第一天的会议上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各个代表团讨论了三天。根据各个代表团体讨论的意见，政府工作报告还要做修改，修改以后要向大会主席团有一个报告。都做了哪些修改？这个修改报告说，根据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审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委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仔细研究和认真修改，共修改了33处，其中比较重要的修改有12处。其中一个主要的改动是什么呢？就是总理在开幕式报告里面提到的当前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三条是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解决得不够好。在这一条里面列举了一些现象，是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服务、教育收费、收入分配、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方面还存在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人民代表提出来，要求进行一个重要的修改，就是在这里面增加了居民住房这四个字。也就是说，现在居民住房的问题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求政府工作报告把这四个字要写进去。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去对待的，要解决好住房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好中低收入居民住房的问题。住房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两条原因，是我们认识的误区。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应该人人都有住房，每个家庭都有住房。这和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状况的影响是联系着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时候，在我们住房改革以前，单位分房子，所谓分房子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分给你就是你的了，分房子的目的是要使人人都有住房。延续到了市场经济以后，还是习惯的思维，要人人都有住房。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大对的。香港的50%以上的人是没有房子的，他们是租房子住的。我们要做到的是，人人都有房住，而不应该是人人都有住房。

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我们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就认为所有的住房问题是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的。我们当时搞了一个住房制度改革就是这么一个假设，是让市场去办，让市场去解决，实际上这样不对。住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活必需品，它不能简单地都去通过市场解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政府在里面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要为中低收入的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租房。我们的政府恰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这方面是缺位的。我们以前从报纸上看过，那些申请廉租房的人要去抓阄，谁抓着了谁去住，有十个人符合条件，应该住廉租房，但是政府只有四五套房，剩下那一半抓不着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些方面，由于我们在认识上面一些误区，造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已经认识这一点，在积极地调整。二手房市场、租房的市场在发展，并不是强调大家都要去买房子。特别是现在，政府在积极去做，就是利用政府的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能够满足需求的廉租房，使那些低收入家庭能够保证有房住，而不是让他们有住房。只有我们积极去努力，才能够逐渐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很困难，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当然，我们只是期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点。